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记忆潮”的兴起，记忆的共享性、建构性和文化性日渐成为共识，记忆研究发展成为最热门的跨学科学术领地之一，其影响遍及文学、文化学、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地理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学等众多学科。近十余年来，西方翻译学界也开始关注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等理论概念的跨学科解释力，探讨翻译与社会文化记忆之间互构、互动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一个新的译学研究动向正走向成型。美国学者Bella Brodzki是这方面探索的第一人，1999年她首次将文化记忆理论引入翻译与比较文学研究，其后来的专著《这些骸骨能复活吗？翻译、存活和文化记忆》（Can These Bones Live? Translation, Survival and Cultural Memory）又进一步系统地探讨了翻译的记忆功能与文化政治意涵，具有里程碑意义。2016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学者Siobhan Brownlie 推出新著《绘描翻译中的记忆》（Mapping Memory in Translation），探索翻译与记忆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建构。国内学界，罗选民教授2014年最早涉入翻译与文化记忆共生关系的探讨，并呼吁不仅翻译实践，译学研究也当为中华文化记忆的传承作出更多贡献。整体而言，记忆研究的引入拓展了翻译学的理论维度与问题意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记忆传承媒介乃至跨文化记忆实践的理念基本确立；翻译的记忆与遗忘功能及其背后的记忆政治、记忆伦理议题得以彰显。因此，翻译与记忆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

　　必须注意的是，国际学界的前沿理论与研究范式不应直接照搬到中国的学术语境。在此，笔者希望从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两个层面，着重讨论翻译与记忆研究的中国路径。

　　就理论层面而言，如何让中国的史学与翻译传统以及中国当下的本土翻译学理论启发我们提出翻译与记忆研究的新概念、新命题、新思路、新框架，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有效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突破口。众所周知，中国拥有瀚如烟海的史籍与历久弥新的史学传统，也有数千年的翻译活动史，同时我们欣喜地看到，翻译学领域值得称道的本土理论创新也在不断增多。利用好这些文化资源，对于我们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翻译与记忆研究理论与路径大有裨益。学者们可以尝试思考如下问题：“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的“春秋笔法”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历史话语智慧对于文化记忆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有何启发意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与黄忠廉教授的“变译论”、张德让教授的“翻译会通论”相结合可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诠释翻译与记忆的互通、互构与互动？玄奘的“五不翻”思想和实践，特别是其中的“顺古故不翻”对于跨文化记忆的建构和传承有何意义？基于这样的跨文化记忆视角，翻译策略研究能否有所突破？陈东成副教授“大易翻译学”中的“修辞立诚”“交通成和”等伦理原则，对于反思记忆翻译伦理问题有何裨益？当然，这些问题只是体现了众多有意义思考中的几个可能面相，笔者抛砖引玉，以求激发更多相关的讨论和探索。

　　在翻译实践研究层面，国际学界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创伤记忆、战争记忆，特别是犹太大屠杀记忆的翻译与重构，我们当然也可以考察抗战记忆、南京大屠杀记忆的翻译与跨文化建构议题，这也是很必要的。然而，笔者主张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未引起国际学界重视的记忆维度、议题和文本，如此我们的切入路径才会更加多元，创新空间也会更大。笔者试图指出两大特别值得关注的研究路径和方向：一是翻译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跨文化记忆；二是文化记忆、典籍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带一路”的重要历史源头“丝绸之路”，是汉代以来中国与亚欧国家经济文化交往互通过程中形成的，这段历史留下了大量的文化与跨文化记忆，它们通过实物、空间、信仰、传说、文本等形式传承至今。先人记载“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的文本很多，其中大都已有翻译，不少还被多次转译、复译，如元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已有十种语言近二十个译本，其中英文译本就有四个，前两个由法译本转译而来。此外，这些用古汉语书写的外部世界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翻译。这些经由文化与语言双重翻译的跨文化记忆及其传播，理应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的核心课题。在这样的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我们可以呈现“一带一路”记忆的跨国界、跨语言流变与重构，提供翻译与记忆研究的非西方经验与视野，还可以在语言与文化翻译、直接与间接翻译、初译与复译共生的复杂过程中探讨记忆与翻译的流动性和多元性，在全球史视野下揭示翻译的记忆、遗忘、文化重构等功能，反思其背后的文化政治。通过比较不同时代、不同译者对某一（跨）文化记忆的处理，我们也可以深入探讨翻译背后历史思维、世界意识、空间观念等因素的运作，追问“记忆政治”作用于译者的具体路径和方式。这样，翻译与记忆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文化交融与互动，促进“民心相通”，也有利于我们反思殖民主义与后殖民时代西方世界对中国域外记忆书写的再现与重构，进而帮助我们加强和改进当下的“一带一路”知识生产与故事讲述。

　　引入记忆研究的视角，对当前热门的典籍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议题也可有新的阐释维度、问题意识与评价方式。经典文本是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中华典籍的翻译与翻译研究需要直面记忆的传承与重构问题。学者们可以考察：典籍翻译在何种意义上延续和丰富了相关的中华文化记忆？其中有没有记忆的变形、置换乃至抹杀？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翻译中的记忆流变与重构？不同的译者（特别是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圈的译者）如何理解和利用记忆的跨文化旅行？这样的跨文化记忆建构对于世界的中国（文化）认知和他者身份塑造有何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记忆所系的中华典籍如何通过翻译和跨文化旅行面对当下世界的重大关切，如生态问题、移民问题、种族问题、民粹主义问题等？这些现实问题关切对于典籍翻译的文本和策略选择有何影响？中国的古典文学翻译对于世界文学已有重要贡献，那么不同类型的中华典籍翻译对于世界性记忆的形成与发展有何意义？或者有没有通过中华典籍翻译形成的“世界记忆”（如老子记忆）？如果有，典籍翻译实践与研究如何进一步促进其传承和发展？类似的研究问题还可能有很多，笔者不再继续罗列，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美国著名学者Emily Apter在《翻译区域》（The Translation Zone）一书中指出：“一直以来，翻译研究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为文化记忆的恒久延续服务，还是帮忙抹去其存在的痕迹。”对这一问题，我们的思考还远远不足，希望本文的讨论能起到一些推动作用，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国内翻译与记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文化记忆的跨国传播与重构：《真腊风土记》英译研究”（2017M61262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语研究与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翻译学研究中心）